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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


  90年的艰辛、90年的坎坷、90年的奋争、90年的创新、90年的辉煌。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回顾我们党肩负民族复兴期望的波澜壮阔的创新历史足迹,我们不仅百感交集,而且我们也倍受鼓舞。因为实践表明,通过党的重大创新举措,使党的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辉煌,尤其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而为世界所瞩目,更以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推进世界经济体的发展和前行。我们体会到,这辉煌的业绩不仅充分展现我们党肩负民族复兴期望的波澜壮阔的创新奋斗历史足迹,而且更可纪念和告慰党的前辈们肩负民族复兴期望的前赴后继的不屈忠魂。
  一、背负民族复兴期望,采取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方式,抗击共同的敌人,促进了党的诞生和初期成长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不懈追求。我们纵观中国革命近现代史,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最终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现代工业的逐步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社会阶级基础,从此,民族复兴的期望就落在他们身上。
  (一)肩负民族复期望,促使党的早期知识分子的觉醒
  党的早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与理念创新,是肩负民族复期望的突出特征。建党初期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突出表现就是不拘泥于传统的思想和理念的束缚,他们自愿肩负起民族复兴期望之重任,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努力伴随着许许多多革命者的终身。
  他们最初以创新思想和理念的方式,领导和参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又促使大批党的早期知识分子思想的觉醒与创新。在此基础上,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于1920年初,开始了建党初期的探索和酝酿。同年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这些举措促进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步伐。尔后,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接着,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再后来,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思想和理念觉醒与创新的一批党的早期知识分子,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因此可以说,思想和理念创新的早期党的知识分子,使党的诞生时机逐步走向成熟。
  (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党的诞生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汇集了思想觉醒和肩负民族复兴期望的知识精英,并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以便于进一步促进更多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知识精英不断觉醒。例如: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党的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以创新思想和理念为目的的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这些创新性的宣传党的思想和理念的方式,促进了大批知识精英的觉醒,更从思想与理念的深处,促使其中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创新性思想与理念基因的成长。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同时也宣告我们党肩负民族复兴期望,并以不断创新思想理念的方式,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序幕。
  (三)创新革命方式并积极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在帝国主义策动、支持下的军阀混战继续扩大,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趋于汇合,社会根本矛盾表现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的复兴期望,以及中国共产党人肩负民族复兴期望的努力,都面临巨大反动势力的血雨腥风的阻碍和镇压。面对阶级矛盾逐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谋划中国革命组织的联合,共同抗击力量强大的反动阶级。
  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在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推动下,针对国际和国内形势,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在思想与理念创新的推动下,打破传统观念,创新革命方式,经过积极努力,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促成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赋予“民族”“民权”“民生”以新的内容,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和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建立,新兴的革命力量形成了合力,国民革命运动(大革命)也由此逐步兴起。
  可以说,正是由于党肩负民族复兴期望的思想理念的创新,促成了党的革命方式的创新,使幼年的党参与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来,也使幼年的党得到大革命洪流的历练和锻炼,更使幼年的党得到快速成长和发展。比如:在国共合作后的共同努力下,北伐军胜利进军,新兴革命力量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中下游,极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促进工农运动的发展,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二、背负民族复兴期望,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选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革命之路,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了重要基础和条件
  这一重要时期应该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党领导武装军事斗争,形成武装割据局面,一直到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我们党以武装割据和建立局部地区政权的形式,保持党独立领导革命,或者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对反革命的镇压,或者通过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式参与中国的革命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逐步为新中国诞生创造了重要基础和条件。
  (一)走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之路的背景
  当大革命日益深入后,新兴革命力量与北洋军阀矛盾即将解决之时,新矛盾上升并迅速激化,统一战线内国民党右翼分子与帝国主义买办和大资产阶级相勾结,分裂、背叛革命。比如: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大批共产党人被反动势力杀害,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新兴革命力量第一次同共合作宣告失败,中国社会依然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生存面临巨大危险和考验。
  (二)建立割据政权是抵御反动派疯狂镇压的正确选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蒋介石、汪精卫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革命者的鲜血流遍中华大地,工农群众组织备受摧残,党的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运动领袖相继英勇牺牲,中国共产党面临被消灭的危险。但是, 肩负民族复兴期望的共产党人,没有被传统革命形式所束缚,更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所吓倒,他们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实行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并以创新性的斗争形式,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探索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的新局面。比如: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历史表明,党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会议进一步提出,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即后来中央所概括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是党在危急关头确定的正确方针,给正处于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新的出路,是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大历史转折点。
  在探索如何夺取局部政权反抗反动势力的野蛮屠杀和镇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正确主张。这一不同于十月革命的创新形式,经过反复讨论和实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成为共产党人的统一认识,直至夺取全国政权。例如:井冈山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延安革命根据地等其它根据地,多次打破了敌人的进攻,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贡献。
  通过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工农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这是毛泽东等党的革命先驱者,探索在中国条件下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新创举,也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大的突出创新性的贡献,丰富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党的力量得到快速发展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面对凶悍残酷的外部敌人,面对残酷无情镇压和杀戮自己的宿敌,中国的命运将向何处去?党如何应对中华民族面临着的深重危机?党如何化解自身面临的种种困局、并变危机为机遇?我们党最终从民族利益大局出发,并作出重大创新举措,诚心诚意地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是需要巨大政治智慧和勇气的,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富有创新的举措。实践表明这一创新举措是十分明智和科学适宜的,更使党的力量得到巨大发展。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过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随后,1935年12月17-25日党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和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准备并吞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国内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与正在改变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党应发动、组织全中国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了彻底战胜敌人,只有运用“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我们可说,瓦窑堡会议关于中国阶级关系的分析和党的政策和任务的新改变, 是一次重大的创新举措,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八七会议以来,从“左”倾错误向正确路线转变的开始,也是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从误区走向正确。
  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抗日总动员,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同时,日本的侵略严重地危害了国民党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强烈声中,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调动军队进行应战,中国人民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因此,在共同抗日救国的背景下,国共通过谈判后,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原则通过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建制(这实际上还是保持了党的区域性割据政权组织的独立性)。随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党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抗日战争考验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的威望空前提高,也使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强大。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解放区的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博得了人民信任的党,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同抗战以前和初期大不相同了。
  (四)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重要基础和条件。抗战胜利后,国共第二次合作随即宣告破裂,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勇敢地背负起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从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党领导革命武装奋起反抗,尤其是经过三大战役,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比较正确地掌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恰当而纯熟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完全巩固的强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三、背负民族复兴期望,勇敢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最终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局面
  (一)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曲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的成立,是背负民族复兴期望的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在后来的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切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成功经验,我们时而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时而又搞大跃进和运动式的建设活动,甚至搞“文化大革命”式的方式,使探索建设社会主义中走过许多的曲折,人民经历了许多痛苦。这个沉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汲取和牢记。
  (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5日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在全党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建国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争,也是我党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逐渐端正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等条件。
  (三)改革开放,探索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复兴的辉煌道路。
  首先,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解决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并开始提出和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方针。
  其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制定了全国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二大《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指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再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内容。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七大,逐步探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实践证明,这个理论体系,始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展开,使党肩负民族复兴期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努力得到逐一落实。比如说,一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明确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的重大论断,解决了我国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根据时代条件和人民愿望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是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上,明确了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的历史方位,提出了坚持立党之本、巩固执政之基、壮大力量之源的重大论断,解决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性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三是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上,提出了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大论断,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目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的等问题。
  总之,党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民族复兴的期望,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反映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认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唯一正确的道路。只要坚持这条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够不断走向民族复兴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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