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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师德建设的制度分析


摘 要:加强高校师德建设,在当前必须探讨新的路径和办法,而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是根本和核心的治本措施。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系统探讨高校师德建设的问题,一是教育法制建设是高校师德建设的根本和核心,二是高校师德建设问题的制度因素分析,三是高校师德建设的制度对策与建议。试图以全新的视角从解决高校师德问题的制度建设入手,进而为引起从实质上解决由于道德的缺失而使制度限于尴尬的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权利;权利的主体;社会弱势群体;保障权利实现的权利;缺陷

  当前,我国高校师德频频出现的问题已经突破高校乃至教育界的范畴,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因而进一步加强高校的师德建设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个倍受关注的话题。由于师德建设是非常复杂的多层面的问题,只运用某一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时至今日,不管关于加强高校师德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议论如何之多,但是有效的实际措施却不多见,因而师德缺失的现象也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所以,加强高校师德建设,就有必要探讨新的路径和办法,而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是根本和核心的治本措施。

  一.教育法制建设是高校师德建设的根本和核心

  师德是一定社会对教师行为的道德规范。师德建设既是对教师的道德要求不断完善和规范化的一个过程,也是一项使师德规范转化为教师个体品行的工程。这在理论上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是,如何使师德规范内化为教师个人的道德信念,进而成为教师自觉的道德行为,在这个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上,通常人们更倾向于从教师的个人修养来思考,强调教师的职业对教师个人的要求和约束。认为当教师就应该自觉自愿地接受这种约束。似乎无论是谁,只要跻身教师行列,就会自然而然地“自尊”从而“自律”起来。所以对师德缺失的现象,总是习惯于从教师个体品行来剖析。这种囿于伦理学狭窄圈子里的探讨,很难从造成师德缺失的制度寻找到真正的原因,往往把握不住师德建设的实质和关键,也就很难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对策。
  从公共政策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造成当前高校师德缺失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师德标准脱离实际,不能贴近社会的实际、学校的实际,更没有贴近教师个人实际的问题,又有部分教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各种思潮和利益导向的影响问题。但是师德在制度建设上没有力度,缺少政策和制度的有力支撑是根本的问题。仅以高校对教师的绩效评估为例。虽然还没有任何学校把教师的师德表现公然剔除出评价体系,但是,在实际的评价体系,尤其是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对师德表现的权重却明显失衡。对师德表现的考核和认定,既不像对科研、教学的考核那样重视,也没有类似科研、教学考核的指标体系。在职称评定、晋升方面,在人才评聘、学术奖励中,“一票否决”在其他领域被行之有效运用的手段在高校还没有成为一个制度的安排。高校对师德的要求如此苍白无力,评价体系中的师德要求自然就流于形式而形同虚设。相反,如果国家的法律、教育部门的法规能够明确地把对教师的师德要求总结出来,并形成公共政策和制度,将对学校的师德规范具体化起到明显的约束和保障。这样,高校的师德建设将由现在的“软性”要求,变为“刚性”的约束。
  因此,师德建设的真正着眼点不应该放在单纯的道德上,而是始终把师德建设及其功能价值在制度建设的作用,及其运行机制作为核心和关键来抓,从而解决在特定伦理纬度下的制度设计。因而如何把握制度设计恰恰是师德建设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所以,从公共政策和制度分析的视角,审视高校的师德建设,对高校师德存在的问题,既不值得作“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诅咒,也不必作“复兴文化、发扬传统”之类的呼吁,可行和有效的选择是:从师德缺失现象的背后和师德制度规范乏力的成因等方面,找出和形成一些新的认识,利用现有的资源探索一些切实有效制度措施,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和加强高校师德建设的应有的态度。
  公共政策和制度分析确认,制度的核心在于一系列规则。师德建设的制度规范作为一系列规则的组合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具体包括国家的教育法规、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高校自身的各项管理制度。从制度应有的功能来讲,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管理制度,应该在高校的师德建设中发挥 “预期、激励、宽容、妥协”的作用,从而,实现把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教师内在的“约束”。而这个内化过程能否实现,取决于这些法规制度中是否具有激励因素。制度中的激励因素能否起到激励的作用又取决于制度的规律性存在所包含的激励因素是否符合人性的冲动,人性假设因此成为制度分析的逻辑起点,而符合人性的道德要求才能被人们自觉遵守。对此,更进一步通俗的理解是:对高校的教师来讲,他们对教育法规、制度和运作这些法规、制度的人,有“多少的信任”,往往就决定了那些法规、制度会出现,而这些法规、制度又能发挥多少的功能。
  可见,师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和价值追求,还应该有一系列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同时还要有可供操作的符合科学的技术支持系统。从这个角度和标准来衡量,过去的师德建设显然更多的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而没有切实的制度措施,甚至是用想当然的办法来做这样一件相对复杂的工作,其无效和效应低下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制度的范围愈广、层级愈厚,表示人的自由度愈高、所能成就的事情也愈多。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必然拥有繁复庞杂的制度结构。”
  当前,我国高校师德问题和师德建设的复杂性,仅靠现有的简单的法规、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高校的师德问题,加强教育法规和制度建设就势在必行。

  二.高校师德建设问题的制度因素分析

  高校师德建设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有关高校的师德制度的法规缺位,既高校应当建立的师德法律、规范没有建立;其次是现有的师德法律、规范不协调,形不成制度之间的合力;第三是现有的师德法律、规范导向的偏差。具体分析如下:
  1.高校师德建设的法律、规范的缺位。
  (1)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高校教师师德规范,用以规范高校教师。这种现状的长期存在使得国家和社会对教师的师德要求往往流于一般的泛泛要求,而且缺乏针对性,从而也就失去了有效性、实效性。在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对高校教师的一些失范行为,国家和社会的师德要求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而起作用的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个高校不切实际的评价制度在左右着教师的行为。
  (2)保障教师民主权利、学术民主和物质利益的制度有待建立和完善。2000年8月初,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马库斯、米歇尔五名诺贝尔奖得主和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在访问中国时指出,“中国如果能给予科研人员充分的独立性、灵活性、自由度,就可在科研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大师们具有深刻见地的观点,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大学教师所从事的教学科研活动是一项高级的精神活动,其开展教学研究的最大动力在于,有学术与教学的自由和在此基础上的相应的物质利益。但是“以教授(师)权利为核心原则建立起来的学术共同体,是现代大学追求知识的动力之源,而一流大学所要求的新发现和新思想更是舍此而别无他途”。但是在我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政治体制,大学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始终是一个不被完全信任的群体,所以教师权利和学术民主就无法得到落实”。相反,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却普遍存在管理体制行政化的倾向,教师的教学、科研资源的分配无一不是各种行政权力博弈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下,教师的学术人格都要受制于各种行政权力的制约,而当教学和科研资源相对贫乏的情况下,通过寻租获得有限的资源分配就是在所难免的。在这种以权力分配资源的体制下,必然出现利益向各级掌权者倾斜,而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在利益分配方面往往出现了宣传和实践不相符的情况,更没有真正做到向一线教师倾斜。
  (3)高校内部的管理制度对教师行为导向的偏差。长期以来高等学校对教师的评价,往往偏重于对科研的考核,而且严重存在奖励不平衡现象;有的学校在职称评定、晋升方面,偏重于对论文和著作的奖励,对教师的师德表现虽然有看似严格的要求,但由于其在落实的过程中,道德评价的特殊性而在实际上又流于形式。客观来讲,我国现行的学术评价、人才评价机制以及人才评聘机制有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各校在评定职称时,并没有制订出合理的标准,也没有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作出区别的对待,以进行科学的分类管理,从而造成各个高等学校不能结合其各自情况制订出分类的任职标准,因此用这种不科学的职称评定为导向的教师激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教师的学术腐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上述这种高等教育的政治生态下,教师往往有三种选择:一种是自己成为资源的分配者,即成为高校的各级权力拥有者;一种是与各种权力进行博弈,甚至寻租,以获得资源分配中有利的位置;三是固守自己没有资源的尴尬境地。而上述三种选择又受到每个人的资历、学历、能力、背景和许多外在的不确定因素的制约,而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理性较高的高等学校教师,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一般人的选择是非常明确的,而在这种选择中对于公正、正义以及道义上的价值追求显然与激烈的竞争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2.高校师德建设标准的理想化、片面化和绝对化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教师职业道德的评价有一种理想化和单一化的倾向,尤其对于高校教师的评价理想化的色彩更浓,同时无论是中国的历史传统,还是长期的革命斗争年代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集中体现的高校教师都具有可供人们称道的经验积累。因此,社会普遍对高校教师评价要求过高和单纯:比如,无私奉献,就等于不计报酬;爱岗敬业,几乎成了舍弃家庭的代名词,遵纪守法又几乎等于迂腐,因而形成了全社会对教师几乎固定不变的评价,教师成为敬业的化身,爱心的使者,利他的模范,固穷的榜样。而现实的情况是,教师在现实的利益诱使下,可能变得不那么敬业了,不具有纯粹的爱心了,也不是无条件地利他了,也比一般阶层富裕了。亦即教师也如同社会的一般人了,所以社会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很难接受。这说明过去理想化、单纯化的师德标准在现在明显行不通,有的甚至是违背人性的,有的即使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为特定的人所信奉,但它终究难以成为所有的高校教师长久的实际行为模式。
  3.高校师德建设在制度上发力不足且缺乏“复合道德”的制度合力作用
  与上述师德标准高度关联的是,过去高校教师的行为受纯道德的规范所束缚,既无张扬自己的客观条件,也无扩展自己的主观愿望,因而比较好地固守了社会给予高校教师的评价。但是,时过境迁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以及个性张扬都使教师脱离了原有的道德规范的束缚。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讲,当前高校教师师德问题,尤其是反映在教师个体身上存在的师德问题,大学体系中教师个人究竟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或者更进一步说,教师个人因素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和影响。
  我们认为,制度规范的作用显然要比个人的作用大的多,但是在以往的师德建设中,我们更关注于高校教师个人的原因,而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制度建设上。显然这里强调制度对于师德的影响,并不是为教师个人的道德问题推卸责任,而是从制度入手来分析是想搞清楚制度对教师道德失范到底起什么作用,从而,不断调整政策和制度,通过政策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影响个人。
  在现实中生活的高校教师身处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审美的复合环境之中,而社会各个领域的道德要求和规范又是各异的,其引力方向和特质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往往没有形成一致的合力。而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教师的工作、生活以及社交活动的领域已经日益突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封闭、单一的格局,因而更容易为社会上多种规范的牵引和影响。
  同时,当前我国高校师德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单纯属于职业道德范围,有的属于公德范畴,有的还属于家庭美德范畴,有的甚至是三个领域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而这三个领域的道德规范在现实中对教师也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合力作用。
  更为本质的是,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普遍的事实:道德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师德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道德的单纬度解决,需要从引起师德问题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复合领域去解决,而过去的师德建设显然缺乏“复合道德”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更没用从制度的角度发力。

  三.高校师德建设的制度对策与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运用公共政策和制度分析原理,对高校师德建设提出如下制度对策与建议:
  1.以师德标准建构为核心建立师德制度规范的牵引机制
  高校师德标准作为衡量高校师德建设的准则,具有牵引高校师德建设方向的作用。因此在高校师德建设中,要把师德标准作为一个关键和前提工作来做,通过对以往师德标准的检讨,今后高校师德建设标准在观念上要注意并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以尊重人性为基础、以教育法律为总绳、守住教师的底线,提升教师的品质与能力。具体来说,师德标准的“设计不是用来压抑人性、限制生命发展的多样性,而是用来保证人性的张扬,推动生命的健康成长”,同时“将教师的工作从对生活的疏离走向对生活的回归”,“最终目的是发展教师,从而实现学校的发展、学生的发展”,“把有力促进教师主体个性发展、激发教师主体内在精神、内在需要作为重点”,从而达到教师的“自我觉醒、自我生成、自我发展的一种奋发向上的人生境界”、“一种值得生活世间的生活世界”和“一种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活方式”,其目的是“实现教师素质的综合生成”。
  在以上师德建设观念的基础上,高校师德建设制度的建设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以国家通过的《教育法》为母法,建立包括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系列高等教育的教育法规和规章,包括《高等教育法》、《教师法》、《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条例》、《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条例》、《<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机构资质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教师教育质量标准》等,通过这样完整的法律体系的建构,对包括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待遇、权利义务、任职资格、职务评定、评价考核、进修提高、师资培养以及违法的责任等进行全面的制约。同时制定《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建立师德建设工作评估制度,形成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
  (2)高等教育特别是各个高校针对自己的具体特殊性而制定的各自的师德制度规范。包括如下几个具体方面:高校教师培养对象的选拔制度;高校教师岗位培训和教师资格认证制度;高校教师的聘用和绩效评价制度;高校教师的辞退制度等。
  通过以上的制度建设和引导约束,使高校教师的日常行为在相对规范和严格的制度下行为,在这里制度建设是师德建设的根本和前提,只有首先做好了制度建设这项基础工作,才能为同时辅助以各种形式的师德教育和个人修养提供制度保障和修养方向。
  2.建立学生、教师队伍自身和行政管理队伍三个外在环境制约机制
  在大学体系中实际上至少存在着三个利益集团:教师、学生和行政人员。高校教师个体的师德表现往往就集中体现在教师与其他两个利益集团和其自身所处的教师队伍三者的互动过程中。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学校人际关系的主体,在高校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师生关系在师德建设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扩招的大背景下,就业的压力要求学生全面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使高校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使学生消费的意识增长、要求教师提供优质服务的意识增长,这将对高校教师的师德修养产生如下影响:通过建立学生评课制度、加大学生在教师业绩评定中的份量,对于解决一些教师的不认真备课、不与学生有效沟通、不钻研业务等等有非常有力而有效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教师爱岗敬业的内在需求的真正提升。
  教师与教师的关系是学校人际关系的又一个主体,教师之间的竞争有利于对师德建设的推动。当前高校教师之间的竞争无论是“进入高校教师职业的竞争,还是高校从业人员之间的竞争”都对高校教师选拔和优胜劣汰有积极的作用,竞争机制和环境的建构对所有进入高校教师的人员都将产生巨大的压力和推动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教师之间的竞争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注意和协调以下几方面问题:竞争与合作的问题;竞争手段合法性的问题;竞争策略正当性的问题;竞争利益合理性的问题等, 从而确保教师之间竞争的正面效应,减少和杜绝负面效应。
  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关系在高校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行政人员通过自己的管理活动对教学和科研进行服务和管理,行政人员通过对学校规章制度的严格执行将对教师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行政人员的管理制约是以服务和有效的管理实现的,而不是单纯靠行政命令。
  上述三种人际之间的互动和对教师的制约和影响,对教师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遵守职业道德具有比较有效的外部制约作用,而这个外部的制约如能与教师自己内心的主体修养结合将起到更大的作用。
  3.建立教师自我主体内在修养的提升机制
  教育法制是最低限度的师德命令,也是师德的最低要求。坚持最低的底线,以此为基础不断提升教师人格追求和能力素质追求,用制度规范和外在的评价制约教师人性中的弱点,用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环境为师德建设提供支撑,是师德建设的基本逻辑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制度规范是前提,教育引导是基础,个人修养是关键。
  过去我们在师德建设中更多的是强调后两个因素,而有意无意地在客观上忽视了制度规范建设,结果师德建设往往在一片加强声中得不到真正的提高。
  强调师德建设制度规范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地位,并不是要取消或者削弱教师个人的内在修养,从制度分析的原理来衡量,只有建立在制度规范下的教育引导和个人内在修养才是真实可靠的,才是符合人性的,因而也才是能够长久被人们坚持的。可见,在这里我们关注的师德建设的问题实质上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比以往单纯强调师德建设更高的程度,从而追求的目的是一种复合的结果,而不是单一的目标,在制度分析的视野下,我们的师德建设是制度规范、教育引导和教师个人内在修养的高度统一与和谐一致,必然引导我们从根本上解决由于道德缺失引起的制度尴尬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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